笔者：在经济发展中有两个行业的改革是比较艰难的，一个是电力行业，一个是铁路。我知道两位嘉宾是最早一批参与电力改革的专家学者。在刘教授的新书里面也谈到了一些内容。现在请两位嘉宾简单谈一谈在参与多年电力改革中的一些感受？
刘纪鹏：曾教授先来吧。
曾鸣：说起电改，我们可以追溯到1997年，到现在已经有18年。1997年最早应该是从当时的国家电力公司内部模拟市场开始的。1998年开始安排五省一市试点，再往后到2002年的五号文出台，之前的叫做以区域性电力市场为主要模式的电力改革研究。从五号文到现在过了13年，去年春天开始酝酿新形势下的新一轮电改一直在研究和讨论，征求各方意见。到今年3月15号中发九号文出台。中发九号文是新一轮电改的纲领性文件，我们都知道，公布了28条，7项任务。
到现在，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为中发九号文配套，有五个实施意见和一个指导意见。这些意见近期也会公布。说起这十七八年的改革，反反复复在一种曲折中艰难地前行。社会各方对改革的期望值本来就不同，对改革后评估的观点也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中国电力行业改革，特别是电力行业按照市场化方向的改革，首先是必要的，一定要做。
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中国能源情况，特别是中国电力的情况，使得中国的电改一直在摸索当中前行，现在我们翻来覆去地研究和讨论调研，认为还真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哪几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用。即便是九号文以及即将公布的这些实施意见和指导意见，我们认为恐怕也还要在实践当中不断地摸索，特别是现在还要做试点。我最大的体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笔者：刘教授，谈谈您的感受吧。
刘纪鹏：我完全同意刚才曾鸣教授对电力改革的回顾和他的主要观点。确实电力改革一晃已经18年过去了，我们两位都是从1996、1997那个年代，也就是当时电力部组建了国家电力公司双轨运行开始推出的。这期间我们在改革上经历了五号文，现在又经历了九号文。所以，实际上这18年也是划分了三个阶段。
我之前对18年来的历程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之所以谈电力改革这么艰难，实际上是和它的产业特征密切相连的。在世界各国当中，电力和铁路这两个行业都是在推进体制改革和国家发展中，和国民生计关系最紧密，又是和国家的战略产业最为关联。同时，也是在各国体制改革，公有制，私有制，市场化，还是国家计划化之间，也是最敏感的两个部门。所以在改革起来之后就格外艰难。当然，刚才谈到了，它和国民经济的关联性。
我不像曾教授，曾教授一直在搞电，他就是在华北电力大学学的电，教电，直到今天他还在改革前沿，参与电改。我是半路出家，跟我的个人身世有关，因为我的父母都在电力系统。我在读大学之前当过兵，回来以后做工人。也是在中国第一家发电石景山发电厂当工人。石景山发电厂当时是给清朝皇宫里发电的，中国最老的电厂。所以从那个的时候开始对电有认识。
这次改革，我从1997年参与之后，曾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电力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这是和它的基础性，重要性，安全性等特点密切相关的。没有电，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说电讯重要，没有电也打不了电话。而且社会稳定重要，如果城市一个夜晚没有电，即便像美国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也会发生混乱。所以我们很难设想电力行业如果出现了问题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电力改革这么复杂，这么艰难，18年还没见怎么动，也恰恰在于此。别的改革包括煤炭，有些都分掉了，出现煤老板，后来我们又把它收上来。但对电的问题，从2002年开始恰恰由于它的这几个特性，从高层领导一直到电力实业界还有学术界都存在巨大的争论。当然我们的电力这些年在世界上的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它路子走得比较稳，这也是我谈为什么“大船掉头”的一个观点。像美国、英国、日本、印度、俄罗斯这些年都发生较大的电力事故，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生。当然这和我们改革推进过程中步子走得比较稳，像“大船慢掉头”这样的思路是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