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就是这个特变电工啊，就是设备。投资人都很清楚，哪些是跟国电，和电力有关的，这些都将大发展。而且在这个系统里面，中国的标准就代表着世界。因为这项技术目前只有中国比较成型并且能输出了。所以，大家在关注当中，一方面要考虑到改革。面对这种体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电力改革这么艰难，大家到底在争什么呢？实际上争的是改体还是改制之争。如果是改体，就是拆分国家电力公司。拆了国家电力公司以后，大区之间的网区建设，运营都很复杂，都变成外部协商谈判。现在能统，但是国家电网要放弃售和发这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改制，制是什么呢？主要是电价。现在这个电价是极不合理的。
所以，刚才曾教授说，下一步我们有五个具体意见，其中一个就包括电价。现在的电价，一厂一价，一机一价，都是发改委批出来的。所以，当初这十八年就争，到底是先改发改委。电价是整个电力改革的牛鼻子，都是你那儿批，怎么动啊。发改委带头的早期很多观点，我要先改体。什么体呢？就是国家电力公司搞垄断，加上一些市场，要把你拆分。所以，五号文在这种背景下，大家有的很满意，有的很不满意，我也是属于不太满意的。这帮主张改体的人认为没拆分国家电网，主张改制的人认为发改委主导这场改革，凭什么改革不能用自己身上革命，动刀子。为什么就非得守住电价，每个电价都得是你批。所以，这个电价你批多少钱，你就能赚多少钱。所以它的运行局管着上网小时数，我们一年是八千多小时吧。
曾鸣：一年自然小时是8700多小时。
刘纪鹏：一年8700多小时。也就是说自然小时里面，我要批给你运行，你这台机组上网的小时数也决定着你赚多少钱。你上四千小时还是五千小时，还是三千小时，这些都得去审批。所以我跟曾教授为什么非常合得来。第一，对整个电网的发展趋势，就是改革不能为了拆分而拆分。如果拆分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那么我们也为了拆而拆吗？我们的目的是给国家，给消费者提供稳定，质优价廉的电力产品和服务。打破垄断不是目的，是手段。
而同样，我们也都觉得改制的电价改革太慢了。曾教授这一轮仍然是参加电力改革，我则参加国企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多一些。估计快的话，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话。慢的话，也就是在八月份，大家对于电力改革在九号文背景下的一些实施细则，包括电价改革都将推出。包括发电可能也能参与一些售电吧，也在谈论。电网可能以后在延伸售电当中，一方面它要让出一些售电的功能。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也将参与。到时候都将揭晓。
曾鸣：刚才关于刘教授谈到的改体改制的问题。他说改制最主要一个是价格机制，我非常同意。这么多年来，我们刚才说电改总是不如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机制。但是现在我想补充说点什么呢？电是个特殊商品，有特殊性。因此这个特殊商品的价格有特殊性，不是普通的商品的价格，因此很难。这一步呢，马上五个实施意见要出来，其中有一个是针对价格的。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多少年来，由于电力是个特殊商品，它特殊在普遍服务。通过交叉补贴，实现普遍服务，这是各国都这么做的。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表现更加明显。这种普遍服务，通过交叉补贴。交叉补贴是什么概念？就是不同类的用户，价格不一样。高电价的用户，我们把他的电费收上来以后，实际上很大的一部分比例是补偿给那些低电价的用户的。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普遍服务，是这么做的。现在改革来了，价格要逐步逐步地向市场机制过渡。要想向市场机制过渡，刚才说的那种补贴，就得逐步地减少以至最后取消。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很长时间。
因此，我们这次九号文提出，叫做“三放开”，除了国家要调解的那些环节之外的那些经营环节的价格才能放开。但是这个有个问题，过去我们是靠高电价补低电价，现在我们有一部分要走向市场了。人家走向市场就要说了，供电商和用户直接见面撮合的量和价了。那批原来靠人家补贴的这批用户怎么办？那么，这就是这次电改要配套的。这个怎么办？当然这个有办法，根据国际经验，根据中国情况，是有办法的。但是绝对不是像过去那样，就是说没有市场价格机制。比如说国家专门有转移支付，还是通过税，通过其他的方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市场上的交易，应该是既然进入市场，量和价就应该让市场供需双方成交。
笔者：我们想请刘教授总结一下，为什么您用“大船掉头”四个字来概括中国的电力改革呢？
刘纪鹏：实际上我们前面都谈到了，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就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它在改革的推进中，一定要保持这艘船的平稳，逐步地探索掉头奔向市场化发展的远方，给人们带来质优价廉的电力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