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讯:头顶“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两大绿色环保光环的垃圾发电，如今却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其背后的利益纠葛、政治诉求已如乱麻一般交织，成为环保领域不可承受之痛。开启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产业“原罪”，根源何在？
从去年下半年起，位于天津蓟县别山镇的绿色动力，日处理量700吨的BOT项目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该事件的起因源于垃圾发电厂在运营百日后，焚烧厂附近的别山镇居民不约而同的出现不良反应。当地居民纷纷将矛头对准垃圾焚烧厂排放的大量二恶英，由之引起公众与政府间持续数十天的抗争，甚至对簿公堂。
事实上，蓟县绿色动力垃圾发电项目只是近些年，各大垃圾发电厂备受争议的缩影之一。
争议从未远离过这个闭塞的产业，它一面是生活垃圾处理权宜之计，一面又屡次因环保问题引发的邻避效应被推向风口浪尖。
从深圳第一座日处理2000吨的垃圾发电厂算起，国内垃圾发电产业已然走过近30个年头，伴随着保有量大跃进式的发展，由之引发的社会、环保问题正逐渐发酵，甚至上升为恶性群体事件，也有些规划项目因此搁浅数年之久。
环保纠纷只是垃圾发电全行业困局的冰山一角。在国内，垃圾发电产业仍然处于计划管理到市场化竞争的过渡阶段。随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大、补贴杠杆失灵，垃圾发电产业正在经历半计划半市场经济带来的阵痛。埋藏的隐忧让垃圾发电从业者风声鹤唳，为求得生存空间又不得不如飞蛾扑火般跑马圈地，形成特有的产业现象。
持续不断的公众环保纠纷、企业跑马圈地带来的产业阴暗面、盈利能力的罗生门……这些都让垃圾发电产业陷入巨大的负面舆论压力之下。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产业“原罪”，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垃圾发电是面对城市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的权宜之计，这背后蕴藏着数以万亿计的产业价值。而其带动的巨大产业利益和公众博弈，也是当下舆论众矢之的的核心。我们希望能从国内垃圾发电产业演变及各方利益纠葛中，梳理出垃圾发电问题背后的真实图谱，对比“十一五”最初构想，观察如今的垃圾发电产业需要怎样的改变。
万亿投资的落空
小武基位于北京东南郊工业园区，这里是北京环卫集团的垃圾分类站，也是北京生活垃圾管理教育基地。按照规划，在这片总投资1.7亿人民币的土地上，从垃圾转运站回收的有机塑料被回收资源化利用，其余有机物被用于鲁家山、门头沟等垃圾焚烧发电厂。
但即使这样的生活垃圾管理教育基地，其垃圾分类也难说天衣无缝。甚至在2014年有周边居民爆料，多数垃圾夜间被焚烧。
有环保从业者认为，机械分选几乎难以满足焚烧厂“无害化”的要求，国内垃圾发电原料基本还停留在初级的人工分选阶段，投入巨大。
为了降低分选成本，不少垃圾发电厂将塑料袋等有毒有机物直接予以焚烧。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二恶英的严重超标。7月7日，芜湖生态中心、自然之友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公布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数据——全国已运行的231座垃圾焚烧厂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不足总数的40%，多数焚烧厂飞灰、二噁英严重超标。
这背后是国家近十年来巨大资金投入的严重浪费。
早在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以及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挑战，我国政府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建设国债，随后5年间，这笔长期建设国债规模逐渐达到2200亿。据公开资料显示，这笔国债撬动了3.2万亿的投资规模，很大一部分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其中包含体量庞大的垃圾处理设施、分选、焚烧设备。
另一方面，垃圾发电项目能够享受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提供的巨额贷款。譬如，以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济南、江阴二期及镇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亚行给光大提供的A类贷款超过1亿美元。
巨额补贴带来了全国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大幅增加。根据《住建部城市统计年鉴》：“十一五”期间，垃圾处理，焚烧占比仅仅15%。“十二五”期间，这一数值跃升至40%。“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厂可能超过300座。
但除了带来垃圾焚烧发电厂保有量的巨幅增加外，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并未没有因为数万亿的投资，而带来设想中的各种变化。甚至有人认为，巨额的投资仅仅倒逼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增长，而相应的回收利用率却不断下跌，与当初循环经济的目标渐行渐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市容环境处处长杨宏毅认为，从2000年原建设部选取8个试点城市开始，到2014年住建部等5部委选取26个城市和区作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可以说，环卫部门一直在寻求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的路径。2014年清运量1.79亿吨，但来自生活源的废品回收量仅6000万吨，占比仅仅25%左右。但事实上，这一比重原本应达到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