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小缨坦言，GE今天的业务组成与刚组建张江中央研究院时的2003年已完全不同，“过去电力、可再生能源，航空，医疗、油气和运输六大业务板块，现在新增加了增材制造（例如3D打印）和先进制造（机器人）。这两块业务在2003年是不存在。”在关闭张江研发中心的同时，GE于今年6月在天津启动了先进制造基地。段小缨透露，明年在增材领域，还将会专门成立业务部，“有进肯定有出。”数据显示，2016年GE在中国订单量为82亿美元，约占全球总收入的7%。
而在电力、航空等GE全球战略看重的领域，GE中国已经在加码。在特朗普访华行程中，GE和吉祥航空、工银租赁、大唐集团等中国企业分别签署商业协议，将为后者提供发动机等产品，或合作实现清洁能源高效应用以及燃机建设等，所涉及的商业协议价值达到35亿美元。
“鲨鱼”的算盘
费兰纳里当下的“大刀阔斧”，不过是为了在更无情的资本市场面前争取主动。伊梅尔特离职所带来市场的乐观情绪，并不持久。如果在短期内见不到成效，GE恐怕将面临更激进的外力重组，甚至拆分。
虽然激进投资基金特里安声称，GE换帅和自己并无直接关系，自己也是在董事会投票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帅印花落谁家，但GE的高层巨震和这家基金长达两年的施压，不无关系。
2015年10月，激进投资者尼尔森佩特兹（NelsonPeltz）创建的特里安基金管理公司宣布，五个月来已收购25亿美元GE股份，虽只占股本的1%，但已位列十大股东之一。此后，佩特兹递交长达80页的白皮书，要求GE削减开支、股票回购并进一步剥离冗余业务。当时佩特兹和伊梅尔特均已相识多年，佩特兹的建议和伊梅尔特的总体战略方向相符，后者接纳部分建议，并在2015年和2016年共花费450亿美元回购股票，以安抚股东。
但双方的“和谐共存”在今年3月走向对峙。
股票回购未达到特里安白皮书中设定的股价涨至每股40美元的目标，伊梅尔特黯然退出。
(激进投资人佩尔兹和GE前CEO伊梅尔特曾和平共处)
“用更少的人力和资本投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成为继任者费兰纳里的“紧箍咒”。
“但GE的问题，并不是换个CEO就能够解决的。”摩根大通分析师Tusa在研报中如此评价，“简单来说，在错误的时间投资新兴市场，对‘资源丰富’国家增长的过度乐观，以及企业对市场份额的盲目追求，导致企业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特别在电力、油气和交通领域。”Tusa表示，“换帅或许是一个积极的开始，但我们认为，面对当下困境，GE并不具有快速的解决方案。”
在“开源”前景不明的背景下，费兰纳里明白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充裕，“节流”必须立刻实施，否则自己就是下一个“失意者”。
在8月成为新的CEO之后，他不仅取消公务专机传统、高管用车福利、也叫停了正在波士顿进行的GE新总部部分建设计划。而在通用电气已经放弃了庞大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家电业务，NBC和环球影城、水业务之后，费兰纳里在11月13日面对投资人时表示，公司将会出售运输、照明业务，并对是否剥离医疗持开放态度。但当日股价在短暂回升后，继续深跌7.2%。
如果继任者费兰纳里拿不出特里安想要的成绩单，不排除后者会越俎代庖，采取更激进的手法，帮GE“强行瘦身”。
就在特里安成为GE十大股东前不久，特里安的首席投资官、佩特兹的女婿EdGarden刚刚推动总部位于伦敦的制造企业Pentair将最大的业务部门拆分为二。在新一年中，“鲨鱼”EdGarden将进入GE董事会，拥有更大话语权。
“鲨鱼”是巴菲特对激进投资人的比喻，以彰显他们嗜血的特点，“他们不断地游泳，不过竭尽所能想要追求自己的目标。”
但激进投资人却能得到散户的支持。人们愿意看到高管有一定的业绩压力或实施对股价立竿见影的措施，而不是随心所欲。
当爱迪生于125年前创建GE前身时，它曾代表十九世纪电气时代最先进的技术。100多年后，在新一轮投资人、管理者和研发者的再平衡当中，GE的未来，将不仅取决于能否继续“敢为人先”进行大胆的实验探索，还在于能否在资本拿出解决方案之前，证明技术优先的商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