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难题
试图分解到各个省，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突破了怎么办?
记者：目前，广受争议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怎么提出来的?
张国宝：去年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我是起草小组成员，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要不要有个指标，到“十二五”末我们能源生产多少，消费多少?
但是并未讨论出结果，为什么得不出结论?道理非常简单。到“十一五”末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32.5亿吨，在“十一五”期间增加了8亿吨。如果“十二五”同比增长，就达到40亿吨。但是现在我们的煤炭产量已经占了全世界46%，再加8亿吨，那么全世界一半的煤都在中国。这样，中国减排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能源消费“门槛”的动议。但是，实际的经济发展和人对能源消耗的需求，仅靠一个指标也是难于控制的。所以在“十二五”规划中难于确定一个能源消费总量。
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比如福岛核电站危机，中东、北非乱局，南方电荒，能源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能源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法又被提出。但具体是38亿还是40亿，还待进一步讨论。
记者：设置总量目标，能达到政策预期吗?
张国宝：不管目标最后定在多少，但如何控制住是难题。如果控制不住，只不过出了一个数字而已，这种数字是导向型的，还是约束性的?
实际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总量控制目标，但结果是总量的“天花板”早突破了，没有控制住。现在试图分解到各个省，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突破了怎么办?就算将这个目标定为约束性指标，有什么手段约束得住?都值得研究。
记者：有很多专家说，与其对能源消费进行控制，不如施行资源税改革，通过提高资源的价格这种经济手段来控制能源消费的增长更为有效。
张国宝：资源税也不能完成达成控制消费的目的。资源税改革的效果，第一是增加资源生产省的税收，第二把能源价格抬高。能源价格提高后，能不能把价格顺出去?如果不让顺出去，又会产生煤电矛盾。如果顺出去，最后又传导到价格上，通胀的问题怎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