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电联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
电力转型要实现两个替代
中国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速度和煤电效率提高的速度举世罕见。从发电量来看，2015年与2010年相比，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提高7.7%，这源于电力投资比重的变化；现在火电机组的节能效率，全国平均已达了39%，5年间就提高了2个百分点。
碳减排成效，除了水电、风能和核电的发展外，主要是煤电效力的提高。因此，减排不能单纯看一个方面，而要看能源系统整体优化。此外，中国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减排成效也很显著。2015年烟尘排放量与1980年的峰值相比下降了90%，这是在火电增长了16.9倍的前提下。2015年氮氧化物与2011年的峰值相比下降了82%。不过，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的快速提升，煤电调峰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影响了机组的安全经济性，百万千瓦机组因调峰需要而不能运行在最佳状态。
电力转型必须以价值为引导，要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条件下，推动绿色发展、提高经济性。对于能源转型，我认为，一是可持续供应是能源转型的核心目标；二是能源转型成功的标志是能源安全、绿色和经济等要素下的有序转型，而不是以实现单要素为目标的转型；三是能源转型对中国来说不会一蹴而就，实现初步转型成功可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2030年、2050年。
电力转型的路径及措施：治理雾霾是近期的主要任务；能源多元化是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不同发电能源要从可获得性、在能源系统中的功能、能量质量、成本等方面考量，实现结构优化调整。
中国电力转型，要以电力为中心，实现两个替代——将一次能源转化为电能，加大终端能源消费中以电代煤、以电代油力度。
电力结构调整应该是，严格限制新增煤炭；稳妥发展水电，发挥梯级效应，防止大量弃水；积极推进核电；非水可再生能源要理顺发展思路，解决弃风、弃光，扩大消纳，分布式与集中式并举，理顺机制，网源协调；合理发展气电，各种电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时空布局合理，体现综合效应。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互联网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曾鸣：
传统电力系统转型之路
传统电力系统面临的问题是新能源比例不断增加之后的问题，新能源随机性强、可控性低、安全风险高，带来的整体性问题凸显，需要一系列新能源电力系统侧的技术支撑。
为解决这些问题，将来会出现一种新能源电力系统。新能源电力系统是一种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的系统。未来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基本形式是，分布式和集中式结合，远距离大电网输送和区域微网就地消纳结合，这是中国国情所需；在供应侧、输电环节、需求侧，横向为多能互补，纵向为源、网、荷、储协调互动；实现电源响应、电网响应、负荷响应，促进系统可调控性、安全性、稳定性、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关键技术和配套机制包括：一是电源响应方面的关键技术及配套机制，如电网友好型发电技术。配套机制有两类：加强和完善清洁能源补偿机制和开放电网公平接入。二是电网响应关键技术及配套机制，如新型电网结构与先进输电方式、电网先进控制与安全防御技术、跨省区输电及交易机制、整个系统建设等。三是建立供需协同的响应机制，如研发智能计量与信息系统、智能调控与管理系统、大数据处理分析系统以及用户终端设备，形成统一开放的设备标准体系等。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戴彦德：
重塑能源的关键是提高能效
巴黎会议确定了将全球温升控制在两摄氏度的目标，这是全球共识，就是要在205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减少70%，在本世纪末要实现零排放。
过去几十年能源消费增长了1.6倍，但增加的80%以上仍是化石能源，未来几十年化石能源还将是基础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完全靠可再生能源实现零排放难度非常大，提高能效很关键。
我个人认为，地球村应该分成三类经济体，发达国家（OECD国家）、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OECD国家在2050年能耗在现在水平上降一半，新兴经济体在实现既定发展目标完成工业化后可堪比现在发达国家的能耗水平，其他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倍增、消除贫困的同时，单位GDP能耗也大幅度下降。只有群体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实现控制温升两摄氏度的目标。
能效对满足未来能源需求的贡献达到了45%，不把能耗降下来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既能满足当前稳增长，又能保证就业，并非经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