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框架的实施模式
为了较好地执行相关的政策及其制度，政府部门和执行机构必须具有一些相应的核心职能。对于不同的政策的执行，其职能的划分会有所不同，并且要取决于容量机制所采用的实施模式。
总而言之，所要具备的核心职能包括：1)确定总体的政策实施模式和实施目标，即要对于政策确定总体的实施模式和战略性输出结果，以保证政府目标的完成。例如供电可靠性目标、电力系统碳减排目标以及成本效益目标。这个职能将要由政府来 承担;2)将政策目标转换成为技术要求，即要制定出政策实施计划。例如，要在一个透明的实施计划中确定一个详细的技术要求，这些技术要求和实施计划为各个市场成员所理解。这个职能很可能也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当然也可以转移给一个或者若干个arm’slength的组织机构来承担;3)合同的实施，即在合适的情形下，并且在合同实施情形下与市场成员进行谈判(包括与发电商的直接合同谈判，或者作为发电商和供电商之间的第三方，对于合同进行监督);4)数据的协调与付费的管理，即以一个实时的有效的方式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及对于复杂的计算和潜在的大规模付费进行管理;5)监督与执行，即确保符合所要求的技术标准，并且对于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
这个实施模式的组成包括计划与评估过程，完成这个过程能够使得由政府确定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模式转变成为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以确保实施机构和政府对于投资者的承诺能够兑现。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实施措施，那么再好的方案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这方面我国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如近年来实施的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以及节能发电调度试点都是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实 施措施而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英国的这些做法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执行机构的选择
完善的制度和实施模式的推广，可能需要一家或者多家执行机构来实现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主要取决于所选择的容量机制。实施FiTCfD与实施容量机制之间存在有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表现在：1)信息技术系统的类似性;2)合同的管理;3)发电商与供电商的关系以及需要对于两个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个执行机构来同时承担两个机制的执行可能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这个观点对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很具有参考价值，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工作的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当然，也有一些政策组成是彼此不相同的，因此应该由不同的执行机构来执行。长期以来，我国电力管制职能分散于多个机构，“多头管制、政出多门”的现象较为严重。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只管电价，国家能源局负责项目发展和市场监管，地方经贸委负责电量计划制定和分配，国资委偏重管理考核和人事任命，这使得各项管制职能不能形成合力，大大降低了政府电力管制的整体效 率。当然，也有一些政策组成是彼此不相同的，因此应该由不同的执行机构来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