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能源合作主体与能源合作模式多元化
优化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企业结构。当前中国主要以国有能源企业作为主体参与中亚各国的能源事务。能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国有企业的海外经济活动通常会被贴上国家行为的标签，会引起中亚国家政府与民众的担忧，甚至引发资源民族主义带来的资产征收风险。同时，国有企业官僚体系复杂，决策过程较长、合作方式单一、灵活性不足的缺点会在海外能源合作竞争中削弱中国能源企业的竞争力。未来在巩固已有的国有企业搭建的能源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应积极鼓励中小能源企业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加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作，建立“走出去”产业联盟，与东道国当地政府和民众建立长期稳定、相互信赖的经济伙伴关系，降低能源合作的政治色彩，防范中亚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倾向。
组建能源投资战略联盟进行联合开发。中国在中亚油气资源开发中，必须充分重视国际石油公司竞争的外在风险和资源民族主义的内部风险。与中亚国家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组建战略联盟，采用参股方式分享能源资产，寻求一种温和的接近石油开采勘探权利中心的合作模式，是降低资源民族主义风险，规避资源民族主义对外国资产的抵制，提高对抗西方国际石油巨头的综合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与中亚国家石油公司组建战略联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所在国的能源数量、质量、分布、开发利用现状以及潜力等缺乏认识，对当地的法律、政策、人文、经济、监管体制等缺乏了解而导致的各种自然、人文风险。
加强能源勘探开发与深加工技术贸易。一方面，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勘探技术优势，在油田和天然气田的勘探与开发的工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能源产品加工“交钥匙工程”等方面加强技术贸易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在合适的时机与中亚国家签订类似技术援助计划或技术贸易服务合同，帮助其提升能源全产业链技术，从根本上推进中亚国家能源工业的现代化，进而推动矿山机械设备等中国优势制造业在中亚实现本土化转化，嵌入其能源勘探开发的核心领域。
创新与中亚能源合作项目的运营模式。应该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合作模式，深化与政府和中亚各国不同运营主体的合作平台，如可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利用中国政策性银行的产业投资基金进行“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合作方式，加强对能源富集区块资源的勘探开发合作，将合作链条向能源产业下游延伸，并强化在能源技术服务领域以及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合作。除此之外，中国还可提升与中亚国家在物流、贸易、金融、劳务输出和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扩大国际投资范围，深化经贸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强化“经贸-油气”一体化的合作模式，通过推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将中国与中亚各国油气资源的合作推向更稳定的发展方向。
加快能源就地转化与建立联合储备机制
突出属地性质，加快能源的就地加工转化。中国石油企业在中亚地区寻购油气资产、通过股权交易“锁定”资源，以获取大量海外权益油的做法招致广泛的非议。随着中国油气公司的规模化和国际化，加强国际投资的属地化管理迫在眉睫。《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要“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中国石油企业需从东道国自身的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提高能源投资和服务的本地嵌入性，使项目合作成为建设利益共同体的引擎。
探索共建域外能源产业合作示范区。在对中亚国家进行完整投资环境评价的基础上，选择政治环境稳定、法律环境较为公正透明、基础设施相对完整的区域，建设能源工业园区、能源技术合作园区等各类能源产业合作示范区，共同参与常规能源、非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的共同研发与创新，推动上下游企业联合研发、生产和制造，实现示范区内能源生产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的影响力，形成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飞地”。
建立跨区域能源联合储备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的能源联合储备机制符合中国能源战略发展的长远需求，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构建跨国能源储备机制有利于稳定东道国长期的能源供给，减少由于战争、极端事件、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等而带来的冲击，有利于供给国规避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确保长期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跨区域能源联合储备，并不局限于双边合作，中国可在中亚地区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实行联合能源储备，必要时可同时协调三国的跨国储备，以最大程度保证中亚各国的能源收益和中国能源稳定攻击。
创新与中亚国际能源合作的金融政策
加快与中亚国家协商能源统一价格机制。目前我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项目通常采用先确定能源供应量，然后通过后续谈判确定能源价格。各国能源合作项目中的价格确定没有统一的机制，能源价格中包含了较多的政治因素并波动频繁。在综合考虑运输距离、能源合作的稳定性、不同国家管道维护的难度和成本等方面的差别后，应加快与中亚国家协商能源统一价格。
推动人民币作为中亚能源贸易结算货币。采用人民币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结算货币，既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也能够提高双方能源合作的便利性。中国应积极与中亚国家签订以人民币进行能源贸易结算的合作协议，共同制定中国-中亚金融货币合作的长期战略。未来可考虑将中亚国家纳入人民币国际化试点地区，通过货币互换的形式，将人民币固定为能源贸易和能源投资的结算货币。加强政府间交流，增强政治互信，是推动人民币作为中亚地区能源贸易结算货币的关键。
建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税收协调机制。能源合作涉及的投资规模和利税规模较大，税收政策的差异对跨国能源合作有重要影响。建立区域税收协调机制是协调国家间税收政策差异的重要手段。循序渐进推进与中亚地区的再能源合作和能源投资等方面的税收协调机制，对在跨国能源合作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通过返税、补贴、贴息等方式，降低能源合作成本，增加双方企业合作积极性。
加强中亚能源金融合作与资本融入。金融与资本渗透能极大促进中国与中亚之间建立长效的利益共享机制，维护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是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主要金融机构，主要采取“贷款换资源”的方式锁定风险。未来应积极转变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角色，加强与中亚各国金融机构的合作，在增强能源企业融资能力的同时，防范跨国投资风险，带动与中亚国家的能源产业合作。鼓励丝路基金设立中亚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专项基金，将投资重点集中在中亚优质能源资产的投资领域。同时，可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吸收国际资本和国内民营资本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推动能源合作条约与协议的修订和完善
加快现有双边投资协定（BIT）的修订。BIT是保护中国在中亚能源投资的重要法律渊源，也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机制（ISCID）在审查争端时的重要法律依据。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BIT大多签订于20世纪90年代，只有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BIT于2010年重新签订。21世纪世界资本流动与能源投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末期签订的BIT无法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充足、全面的保护。当前，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中亚各国的广泛支持，为中国与中亚各国BIT的重新修订提供了契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BIT可参考中乌2010年BIT相关条款，甚至可参考中美BIT谈判相关内容，加快协商与中亚BIT主要条款的修改。
在上合框架下修订能源投资准入规定。通过清单罗列的方式，在一揽子协议中规定了国际投资的准入问题是世贸组织的通用做法。目前中亚国家中的吉尔吉斯斯坦（1998年）、塔吉克斯坦（2013年）和哈萨克斯坦（2015年）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而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非世贸组织成员国，不受规制。参考世界各国投资保护协定的缔约实践，在BIT中规定投资准入范围的意义不大，准入范围多在多边协议中加以规定。上合组织作为目前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最主要的国际组织，应考虑在上合组织的多边投资条约中约定投资准入的例外条款，通过多边协定尽可能明晰中国投资主体在中亚进行能源投资的政策前景。
建立海外能源投资保险制度。能源行业投资属于资本密集型投资，牵扯的投资规模巨大，商业保险尤为重要。截至目前，中国尚未建立相对完整的海外投资的保险制度，也没有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与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针对未来与中亚国家进行长期能源合作，中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海外保险体系建设经验，逐步探索建设海外投资保险体系，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培育专业的国际能源投资保险机构，最大限度地保障海外资产安全。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