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战
污染防治重拳不断
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同时，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工作。五年来，中央层面审议通过40余项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12个省份初步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有序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推行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完成火电、造纸行业5000多家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同时，“发布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累计关停能耗高、污染重的落后煤电机组约1500万千瓦，5亿千瓦煤电机组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全面实施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和清洁油品标准，2014-2016年累计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1620多万辆。10.8万个村庄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1.9亿农村人口受益。”十九大代表、环保部部长李干杰介绍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环保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方面力度空前。2016年全国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3.78万件，创历史新高。中央环保督察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
成效已然显现。环保部数据显示，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重点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都下降30%以上。全国酸雨区面积占比已从历史高位的30%以上下降到当前的7%左右的水平。
“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之密前所未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李干杰如此评价过去五年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
对此，在电力行业奋斗了21年的十九大代表刘宗富深有同感，他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其所在的华能北京热电厂是北京市的东南热电中心、重要的战略支撑点。长期以来不断投入、加强环保改造，煤气排放标准控制在北京市排放浓度的1/2左右，燃气控制在1/3左右。根据《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今年3月18日该厂的燃煤机组已经全部停机备用，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全部实施清洁能源发电的城市。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
十九大代表和专家表示，这一系列的提法与以往相比都有明显细化，也更有力度，增强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补足生态环境短板的决心和信心。十九大代表、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发展和环境保护要两手抓，不能因为发展经济就忽视了治污降霾，目前关中地区的治污降霾工作仍很繁重。
强监管
改革体制设立专门机构
建设美丽中国，长效机制不可或缺。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之后又出台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和配套政策。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推动经济管理方式从GDP主义向绿色理念指导生态化管理方式转变。2016年12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印发，确定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制度，并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依据。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实行终身追究制度。
为了系统落实考核办法，环保部启动了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工作，入选的25省份46县市将为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先行先试经验。目前，全国已经有70多个县市明确取消了GDP考核。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自2015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自新修订的环保法实施以来，首个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作出专门规定的部门规章。
“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再急再重，首先要确保严字当头。”十九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说，让“制度屏障”严起来，必须在考核、惩罚机制上下功夫。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
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业内专家认为，有了专门机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监管将更有效。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希望未来在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中，厘清生态保护体制的大方向和原则，把生态系统的经营权和监管权彻底分开，建设一个高效有序的生态监管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