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我国目前在天然气发电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周吉平：我国气电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四个方面。
一是定位不统一。《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国家相关政策对天然气发电的定位表述不一，出现反复，导致发电企业无所适从。电力部门基于气量不足、气价较高等认识，不愿留出足够的气电发展空间。
二是经济性不足。重型燃机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固定设备投资较高。同时，高价格的进口气和输配环节加价过多，导致天然气终端利用价格居高不下，特别是过去两年电煤价格总体走低，导致燃气电厂与燃煤电厂燃料成本相差在3倍以上。
三是上网电价结构不合理。我国现阶段气电上网电价由政府主导，但在上网电价定价测算时，没有考虑到电源的灵活性、调峰、节能、环保等价值。目前，除江苏外，其它省市气电、气热价格都没有建立价格联动机制，燃料成本难以有效疏导。
四是分布式能源并网难。国家相继出台多个文件鼓励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发展，但并网难、上网难问题仍然存在，影响项目落地。
记者：加快发展我国天然气发电有何必要性？
周吉平：首先，全球范围内提高发电用天然气消费比例是大势所趋。天然气是清洁、低碳、绿色能源。国际能源界普遍认为，21世纪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世纪”。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看，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天然气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从世界电源结构看，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去年首次超过煤电（30.4%）占比达到34%，成为第一大发电用燃料；日本重启核电面临诸多困难，2015年天然气发电量占比38.9%；英国2015年天然气发电量占比29.5%，2016年前三季度更是高达41.6%，2025年前全面淘汰煤电。再从天然气消费结构来看，美国、英国、日本2015年的发电用气占天然气消费比例分别达到35%、27%和69%。BP预测从2015年到2035年世界发电用气增量占天然气总增量的43%。
其次，我国加快天然气发电势在必行。加快气电发展，一是有利于我国能源转型。我国主体能源正处于油气替代煤炭、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双重更替期，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受资源、技术、地域等条件影响，短期内难以实现规模性替代，天然气作为低碳化石能源，是能源转型的战略选择。二是有利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落地。2017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这是政府工作报告对治理大气污染立下的“军令状”。雾霾治理已成为政府重大民生问题。与煤电机组相比，燃气发电环保优势明显，减排效果显著，是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的现实选择。三是有利于保障电力供给安全。燃气电厂具有效率高、启停快、占地小、操作方便等特点，比煤电调峰更具有优势，是电力调峰的最佳选择。四是有利于平抑天然气峰谷差。目前，我国在天然气消费方面，调峰存在较大缺口。天然气发电调峰作用显著，可平抑用气波动，对上游生产、管网运行、用户保供等具有积极作用。
3月7日，周吉平（中）参加政协经济界第三十五组小组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您对于发展气电有何建议？
周吉平：现阶段发展气电，首先要明确规划目标，找准发力方向。《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相当于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规模可能在3600亿立方米。初步测算，要实现这个目标，气电需求量还要有大幅度的增长。
加快发展气电，我建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推动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鼓励30万千瓦以下小型燃煤机组发展改建为调峰电厂；加强在用电负荷中心建设调峰电厂；积极推进气电与光、风、水等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发展，实现多能互补集成优化。二是有序发展热电联产。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等大气污染重点地区的开发区、工业聚集区等地优先发展背压热电联产机组，适度发展带稳定热负荷的热电联产机组。三是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在大中城市的大型商业区及新型产业区鼓励发展，在有条件的工业园区、商业中心、机场、医院等地推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