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产能过剩，不但大幅度挤压了火电的资本收益，也对我国新能源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挤压。弃风弃水弃光数量不断上升，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核电发展的制约。由于上网时间不能得到保证，新能源的投资收益难以实现，极大地影响了新能源发展的投资积极性，也难以进一步降低新能源发电上网电价。
能源行业整体面临去“三去一降一补”问题，但是传统的扩张和投资惯性，以及对市场供需形势的认识和预期误差，使能源界在承认自己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方面反应甚慢。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要通过化解煤炭、煤电已存在的过剩产能，解决清洁能源领域的弃水、弃风、弃光等三弃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景春梅研究员向《能源》记者分析。
在曾鸣看来，产能过剩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国有企业还是很冲动的想要做大，因此在生产容量上，投资上都是尽可能往大的方向去发展。由于都是国有企业，彼此之间都怕别人做大了，自己赶不上，尤其是自从十几年前厂网分开之后，发电企业更是在做大这方面进行竞争，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
“寒冬”将至?
电力产能过剩是电力行业多年发展积累的结果，由多种因素共同形成，既有历史因素，又有宏观因素，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
从宏观来讲，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由原来的10%的高速降低到十三五的预计6.5%左右，加上高耗能产业不景气，产业结构也在转型升级，过去主要是以工业为主的用电大户需求逐渐阶梯式下滑，这客观上也导致了我们电力需求的严重下滑，从8%下降到3%甚至更低。
我国曾长期缺电，导致保障供给往往被放在了第一位，以至于后来一些企业的规模扩张，保障供给也成了很长一段时期时代的主旋律。
“电力市场到目前为止来讲，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电力市场残酷竞争的洗礼，从来没有过电力过剩，以至于我们对电力过剩这种残酷的认识也是不足的。”陈宗法说，“从2008年到2011年，电力市场经历了燃料市场的洗礼，却也没弄清楚电力消费的顶在哪儿，也根本不会考虑发展之后会带来的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我们的电力发展的的确确形成了一些惯性。”
当前，从体制机制上来讲，我们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能源和电力领域，国有企业很容易出现“投资的饥渴症”。例如像国有资产的一些管理部门，自身提出了企业要“做大做强”的口号，设置了诸如“进不了前三就会容易被兼并重组”这样的规定，而这种政策和考核导却反而在客观上间接刺激企业向做大做强的目标前进。
以某些政府部门来讲，不仅缺乏电力行业的统一规划，更缺乏强有力的监管，与之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具体电力项目的审批。
“当前火电已经核准加在建的项目共2亿千瓦，也就是说即便是十三五时期不再上马新的火电项目，也不会造成电力短缺。”景春梅坦言，“然而最近两三年，由于经济不景气，以考核GDP为主的政绩观依然在某些地区盛行。电力虽然过剩，但是地方仍会考虑去上马一些项目”。
此外，由于近期煤炭价格下降的幅度较大，对于发电企业而言，经济效益和盈利水平尚存一定盈利空间。
对此，薛静分析：“今年的煤电效益同比下降幅度较大，但仍有一些盈利的空间，虽然在去年的幅度上已经大大打了折扣，基本上是100%的下降幅度，到2016年年底前也一定是这样一个结果。到明年的话，可能这个幅度就彻底没了，这点利润也会没了，因为明年的电力市场空间会更小。”
随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改革的主要压力也主要集中在了发电企业身上，尤其是直供电比例放开过快，有的地区接近一半，甚至开始推行全电量竞价，以至于造成企业恶意压价，煤电最大降幅达到了一毛九。由于自2013年以来已经连续4此下调煤电机组上网电价，新能源电价下调趋势也愈发明显，企业盈利空间也受到了进一步压缩。
“从市场角度来说，电改不是将电价全部摊到发电企业身上，而是转移到了竞价过程当中。但发电企业确实在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做出了一些牺牲，但只能这么办，因为相比煤炭、钢铁等其他行业，电力的日子还是相对好过一些。”薛静说，“供需关系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做主动适应。这是可以调节的，就是补短板，但这过去确实没做过。”
依然产能过剩的“十三五时期”，企业面临人员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利用方式转型，社会转型等多重转型压力。这是发电企业最复杂的时期，企业应主动适应市场新环境，积极探索新思路，积极投入到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中，而不是抱着旧有的观念继续固步自封，那样只能被市场所淘汰。上述专家建议。
“毫无疑问，发电企业已经到了新一轮过冬的时刻，必须要练好内功。而这次过冬与上一轮2009~2011年的过冬还不一样，上一次是因为当时煤炭价格过高，是被动的政策性亏损，发电企业难以承受，只能硬顶、硬挺。然而，这一次，我们则需要主动适应经济转型过渡期的冬天，然后，迎接下一个春天。”薛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