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如何不对水力和风力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避免造成生态和环境的破坏，似乎尚未成为能源规划中的明确约束。而针对平衡可再生电源的负荷波动所需投资的电网，如同燃煤污染一样，都是电力生产的社会成本，这一点在能源政策上也没有得到清晰体现。总之，我们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科学认识还远远不足，能源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显得不够充分。
两个问题
一方面，应明确认识能源规划的公共政策性质，规划制定要上升到公共政策决策的层次来思考问题，以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能源规划的内容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其决策依据必须具有科学性，决策过程要民主，涉及公共财政投入的决策结果要经得起事后的经济性检验。从公共政策形成的角度看，无论是地方，还是行业，都是典型的利益集团。能源规划的形成不能脱离地方和行业的意见，自然也不能摆脱他们为追求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对能源政策、能源规划施加的影响。核电、生物质能发电、煤制气等代表性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公共安全、公共资源、公共财政角度涉及公共利益，所以，相关领域的规划还对规划制定者的政治智慧提出了要求。
另一方面，应清醒认识规划工作的局限性。
无疑，能源规划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不能对于这项工作寄望过高，甚至太过挑剔。能源规划只能反映特定时期人们对未来方向和目标的认识，方方面面的条件造成了规划工作的局限性。
首先，中国的长期能源战略并不清晰，这为制定与长期战略协调一致的五年规划以及使相继的五年规划具有延续性带来了问题，同时也意味着规划工作对于实现长期战略目标的作用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能源规划的战略思维固然重要，而明确地论证出中国未来三五十年的能源战略更为重要。
其次，行政规划具有着眼未来的性质，其水平和能力必然受到人类有限理性的限制，方向选择与目标设定的科学性会受到局限。同时，过去长期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容易使规划制定者更热心于提出目标甚至途径，而忽视了实现目标的现实机制。比如，无论是能源的生产革命，还是消费革命，无疑都需要科技的支持。而创新的环境与机制，并非规划能够实现。诸如设立科技专项与攻关项目的会战思路，也都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体现。靠这种思路指导能源发展，想要实现核电、深海油气、新能源等方面技术与设备的突破都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