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风险考量
虽然任何项目的规划都会经过环保、卫生、消防等多个部门参与，对风险进行评估，但事实上，在“邻避效应”发生时，公众的担忧与政府部门的考虑往往不在一个“频道”上。
公众对“邻避”设施的反感，直接来源于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担忧。就像红旗变电站，虽然郑州供电公司与政府部门一直在强调，变电站不会带来辐射与爆炸风险，甚至辐射量会小于手机，但附近居民担忧的却是“万一有危险咋办”?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政策行政学教授娄胜华曾撰文称，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往往从技术的角度定义风险，而在社区居民看来，风险主要源于一种主观感受。
技术风险是可以度量的，而感知风险则难以度量，这也导致冲突双方各执己见，难以调和。
何艳玲发现，相关部门在解决问题时，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极端方式。一种是市民针对某项目强烈反对时，相关部门就会妥协，项目搁浅;一种是政府方面不顾居民反对，采取强制手段保证项目完成。何艳玲说，这两种极端方式，要么造成公共项目落实不了，影响人们的生活;要么埋下隐患，引发群体性事件。
不能忽视的利益相关者
社会观察者董先生赞成个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在进行决策时，应考虑到个人是独立的经济体。”董先生觉得，避免产生“邻避效应”，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信息最大限度的透明。
何艳玲也认为，在确定某一项目的选址时，不要走形式，要尽可能多地邀请公众，尤其是可能利益受损的居民。
“通过谈判协商，政府可以告诉利益受损的居民，我会给你们什么样的补偿，会配套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去缓解或屏蔽对你们的伤害。”董先生认为，构建相对平等的谈判以及利益补偿和平衡的制度，能够对“邻避”现象有所缓解。
事实上，类似“邻避效应”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屡次出现。何艳玲介绍，随着“邻避”运动的发展，形成了两大协商方式：回馈补偿和缓解风险。
最关键的缓解措施，就是从法律和制度上确立一套开放的参与程序，与小区居民共享选址决策权，将“邻避”设施的选址方式从“决定—宣布—辩护”的传统形式，转变为“参与—自愿—合作”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