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采用创新方式还是传统模式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电力需要正面临着历史抉择，也催生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正在成为透视中国市场经济的能力标志，也是打通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厘定中央和政府关系、推动新兴产业革命等集成变革的战略大通道。也可以说，如果不积极加快转变现有的电力体制，我国现代化建设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可以确定如下的中国能源改革的战略重点以及先后顺序，即：必然是优先二次能源，次后一次能源；先电力产业，后油气产业。前者程序简单、定价机制易行；后者牵涉国际、定价机制全球化。
因此，电力体制改革必然成为能源战略改革的第一步，具有战略性、机遇性、前沿性、跨越性的特点。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便宣布了追求“能源独立”的目标，40年来，大型经济体没有一个实现能源独立，相反，它们却全部实现了电力独立。溯其根本，能源独立是增长与资源的平衡，能源资源价格具有全球性定价的基本属性；电力独立是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能力的平衡，电力产品和服务具有本国或本区定价的根本属性。这使得电力体制具有先于能源体制优先改革的社会基础。
电力独立，或者称为电力产业成熟度，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电力能源消费和生产能力的平衡，它归根结底是一个国家能力，特别是高级工业能力的成熟度，经济体量越大这种要求越高，反之亦然；电力消费总量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电价的定价权属地性也越强，相反亦然。由此形成了电力成熟度与现代化关系存在着经济定律，即：一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电力现代化；电力现代化首先要发展高端产业能力的成熟度，它为世界核心经济体在创新和增长的优势方面提供基础，也使这些国家在技术上对世界行使相关的主导权成为可能。没有电力现代化就没有工业化、城镇化、村镇现代化。
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展开之前，应该优先推进电力现代化，实现新的电力体制改革。
突破口是构建现代新型产业制度
从目前来看，国家电网聚合了我们整个电力中枢的调度管理、电力输送、市场交易、价格上行、电力投资的主导权力，形成了类似人民公社的“超级电力公社”。这是一个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机构，它的超级体系的根源不是市场的力量，而是体制的力量，从不同的参考系我们可以确定它的不同价值。它既是经济组织，也履行着政府职能，还主宰着电力市场交易；它既拥有私权，也行使着社会公权，还主宰着电力创新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