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党唱大戏”背后
“四两拨千斤”是对印度政坛的确切形容。公元前232年，阿育王去世，此后不到15年，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孔雀王朝土崩瓦解。800年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了由几百个小国组成的“五印度”。后来，印度经历笈多王朝和莫卧尔帝国的短暂统一，但始终保持着政权林立的状态。
20世纪50年代，独立后的印度实行了联邦制的国家体制结构，划分了29个邦，不久后，即被迫调整为基于语言分类的语言邦，后又调整为有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德里国家首都辖区。这也催生了政党丛生。1951首届人民院大选时，印度共192个政党，至2009年第15届大选时，政党总数已超过1000个。
分裂的政治也影响到了能源。印度电力行业由中央和邦双重管理，邦电力局负责运行邦发电厂和邦内独立发电公司，国家电网公司掌管中央输电基础设施，负责运行中央管理的发电厂和大型独立发电公司，配电部分由邦电力局和私营供电公司负责。在此次印度大停电中，一些邦不听从电力负荷调度，私自从电网获取超额负荷，各邦电网超负荷运行最终导致北部电网崩溃。事故发生后，大区电网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无法形成有效支持。
此外，混乱的管理模式导致市场环境不佳。一方面法律法规繁琐，另一方面中央各邦的利益不一致，利益集团轻易不愿意让外资插手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这让印度对能源等战略行业的开放度相当低，吸引投资环境较差，“走出去”碍于政府管理等原因也遭遇诸多不顺。
纠结在矛盾中，印度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大打折扣。印度的能源制度管理中，地方会通过对制定国家能源政策施加影响，而印度政府在战略规划实施中却缺乏权威。以核电为例，印度的铀、钍储量居全球前列。政府曾对新能源的发展寄予很大期望，20世纪70年代就预计，到2000年10%电力消费将由核能提供。但此后多年，核电发展一直处于土地、技术等重重矛盾中。2011年，核能发电仅占印度总发电量的2.2%，和2002年的2%相比几乎是原地踏步。
唯恐用能释放
恒河从印度中部蜿蜒而过，形成中央平原。早在古印度时期，77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就因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加之热量充足，降水丰沛，成为南亚大陆上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至今，印度仍是亚洲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其陆地面积不及中国的1/3，但中部平原面积广大，南部德干高原海拔亦适宜种植。20世纪60年代，印度实施“绿色革命”后，粮食产量曾提高约5倍。但低效的耕种模式始终统治着印度农业，从1960年以来，印度的水田耕作面积每年都高于中国。但产量却远远小于中国。2011年，农村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70%以上，但农业仅占全国GDP的17%。
传统的经济方式决定，印度对能源的需求始终不高。此外，印度一直实行私有土地制度，土地归个人所有并可自由买卖。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生存的根本，如果没有就无法生活。因此，一旦在自家土地上修建具有风险的能源项目，农民会拼命抵抗，甚至引发争端。
近年，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印度兴起。德干高原内部的班加罗尔电子工业飞速发展，被称为“印度硅谷”，电子、航天、软件加工产业也具备一定水准。短期内，两大产业对印度能源需求提升有所帮助，但长期来看，它们亦不能调整整体能源结构。
因为在印度一些政府官员和智库中，有种奇怪的认识。他们相信，印度可以不发展工业，而从服务业直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源于路径优势。一直以来，印度的服务业很成功，这得益于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它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少数工程上，但如果发展工业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就可能被打破。
此外，这种思路会使印度政府面临较小的压力。如果推动工业化不畅，后果不但是经济衰退，可能还会带来政治上的变革，这是印度政府没有能力去消化的。
如果不经过工业化，用能需求必然不能得到释放。然而遗憾的是，持“跳过工业化”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不仅包括政府和经济学界，甚至在产业界中，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少人认同这种观点。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思路可能会拖住能源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