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江：是的。发达国家虽然研究开发了特高压输电技术，但是由于经济下滑导致了技术的闲置，未能完成经济资源和生产技术最大限度的结合。而中国恰恰是存在经济增长的潜力，即存在生产可能性和市场的需求。另外，20世纪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和设备均不成熟，也没有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三、中国特高压输电为何是自主创新
赵忆宁：谈到特高压输电，听到最多的是“自主创新”。我的问题是，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欧美国家的实践，何来“自主”与“创新”?
陈维江：长期以来，中国电力技术的发展，从高压到超高压输电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走了“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道路，或者叫跟踪式的技术发展路线。关于特高压输电，中国到底有哪些创新?如果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是不是仍旧可以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道路呢?回答是不可以。
赵忆宁：为什么?
陈维江：发达国家虽然开展过特高压输电试验研究，苏联还建设了特高压输电工程，但是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技术和设备，更没有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以供参考。虽然国际大电网委员会认为已经没有障碍了，但是如果我们依旧走老路，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当中国建设500千伏电网时，我们还能够买到“八国联军”的设备，但是建设1000千伏电网，技术与设备从哪里引进?我们即便是有钱，在国际市场也买不到!另外，虽然国外研究过特高压输电技术，但是别人研究过并不等于你就掌握了;加之20世纪的技术水平，已经同目前科学技术的水平无法相比，众多新材料相继出现，电子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输电线路对变化的环境更加敏感，这都导致已经不可能照搬原来的技术。问题的关键是国外的技术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即使苏联建成了完整的工程，但当时变电站采用的是敞开式布置，这样的技术显然落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技术难题，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路线去攻克，走不通了，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赵忆宁：这个技术路线非常独特，不同于我国的高铁和大飞机研发路线，有点类似于我国原子弹以及航天技术的研发路线。
陈维江：无论是西门子、ABB还是日本三大电气设备制造公司，即便它们拥有特高压输电设备制造技术，也不会无偿给我们。当然，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是无国界的，特高压输电技术研发的思路、方法及部分结论是可以参考的。遗憾与庆幸同在：当今世界上没有特高压输电的成熟技术和设备，关键参数与技术特性的获取，也只能立足于自主创新。所以说特高压输电给了中国一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历史性机会。
赵忆宁：但是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陈维江：是的。历史上中国电网技术发展都是跟踪式的发展，缩小差距，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很难了，而现在要超越发达国家，提升一个电压等级，这意味着要突破现有的工业基础限制，突破已有的技术与人才储备限制，全面掌握特高压输电技术，自主研发的难度确实很大。
赵忆宁：2004年年底，国家电网公司正式提出发展特高压输电技术，为何在短短5年后就能够建成一个特高压输电示范工程?
陈维江：实际上，中国在特高压输电技术领域的研究一直跟踪着国外的技术发展。电力部门下属的科研单位，从1986年起，就做过一些跟踪性的可行性与试验性研究，但是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没有达到技术适用的程度。2004年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在中国研发和应用特高压输电技术后，我们组建了一支超大规模的创新团队，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专门成立了特高压输电建设部，组织几万人参与技术研发与工程建设。
赵忆宁：除了技术跟踪之外，中国的体制具有什么样的助推作用?
陈维江：为什么我们能花较短的时间取得成功，当然得益于中国的体制优势。我们的体制优越性突出体现在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体现在配置资源的能力、组织协调的力度上，能够真正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在这个方面俄罗斯、美国、日本、意大利的同行们是无法与我们相比的。
赵忆宁：中国特高压输电工程的建设带来哪些外部效应?
陈维江：最重要的是推动中国电力技术实现重大进步，大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电工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特高压输电自建成第一个示范工程以来，共完成180项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形成429项专利，建立了包含7大类79项标准的特高压交流输电标准体系，涵盖系统研究、设备制造、调试试验和运行维护等环节。目前我国的特高压交流输电标准电压已被推荐为国际标准电压，国际大电网委员会与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先后成立了由我国主导的9个特高压输电工作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成立了特高压交流输电系统技术委员会(TC122)。我国成为继美、德、英、法、日之后第六个国际电工委员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标准化水平不仅是衡量一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行业乃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制定标准抢占技术制高点，已成为世界知名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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