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案件产生的根源在于山西省把本来应该统一组织的电力直接交易进行了切分，造成了市场分割的格局，在结果上让电解铝企业在电力交易中享受了极端低廉的电价。而发电企业在第一批直接交易中由于降价幅度过大，出于成本考虑，在第二批交易中不再愿意对用户降得更多。”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研究院能源监管研究部徐骏分析。
在其看来，问题的根源出在山西省电力直接交易的组织安排上，而且这种安排直接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在电力直接交易中没有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让所有符合条件的用户与发电企业在同一批直接交易中达成交易，是对电解铝企业明显存在着利益倾斜。
“建议有关部门应对各地的电力直接交易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徐骏说。
那么，企业经营不景气能否成为申辩理由？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看来，经营者如主张不适用《反垄断法》，应依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协议或通过共谋而实施的协同行为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该案属于横向垄断，申辩理由无法改变违法事实。”黄勇说。
自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生效以来，发改委系统、工商系统反垄断执法机构都曾查处过国企。其中，石化、水务等自然垄断行业内国企涉案也不少见。而在电力领域，该案却是第一例。
对此，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副局长张光远表示，这一案件的裁决很好地向市场中的广大经营者传递出市场主体应当遵循市场竞争基本规则的信息，反垄断没有法外之地，无论是谁，违反了《反垄断法》，妨碍限制了公平竞争，都将受到处罚。
事实上，大用户直供电是电力市场化公认的一个方向，这一概念并非新鲜事物。
所谓电力直接交易，是指符合准入条件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按照自愿参与、自主协商的原则直接进行的购售电交易，电网企业则按规定提供输配电服务。由于电力直接交易主要是针对大用户而言，因此大部分时候也被表述为“大用户直供电”。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与博弈，这项工作的推进一直步履蹒跚，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甚至曾因高耗能企业盲目发展而被叫停。
早在2002年上一轮电改启动时，电改方案就提出开展发电企业向大用户直接供电的试点工作，试图改变电网企业独家购买电力的格局。显然，通过直供电模式，可以形成多卖家多买家的局面，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
但直到2013年，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指出，推进大用户直购电和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试点，才又将其重新启动。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包括山西在内的安徽、江苏、江西、山东等10多个省重启“直供电”试点。
记者从山西省经信委了解到，2017年全省电力直接交易规模为50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工业用电量36%，占全社会用电量30%。
在能源革命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煤炭大省山西希冀通过大用户直供电交易进行华丽变身，道阻且长。
电力企业的“委屈”
此次直供电问题显现，在山西也非个例。
作为全国首个启动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即大用户直供电交易的省份，早在2014年4月第二批直接交易过程中，山西省便出现个别市场主体违规交易的情况。
这两起违规交易分别是：2014年4月14日下午，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复提交了分别与山西鲁能河曲发电有限公司10亿千瓦时和与同华电厂、瑞光热电、云冈热电、塔山电厂、大唐热电5户发电企业签订的10亿千瓦时的交易意向单；临汾市襄汾县星源钢铁有限公司与国电榆次热电签订了3.9亿千瓦时交易意向后，在未充分与国电榆次热电沟通一致并取消交易的情况下，又与昱光电厂重复签订3.62亿千瓦时交易意向，导致两家电厂均提交了意向单。
可见，在当前发电企业效益整体颓势的背景下，发电企业有着自己的考量。
一位在漳泽电厂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相较以往，参加大用户直供电的发电企业输出的电力包括两部分：由电力公司根据电网情况、电力需求情况给发电企业下达的产量指标，价格也是统一规定的，不能讨价还价，暂且称其为“计划电”；而电网公司下达的发电指标都低于发电企业的实际产能，这样发电企业与用电企业之间就有了直接交易的产能空间，交易成功的部分称其为“市场电”。
“以前，电力公司是从发电企业买电，上网之后卖给用电企业，现在电力公司充当的是一个中间输送载体。”山西省经信委电力处工作人员介绍，山西作为电力能源大省，实施大用户直供电，能为用电企业有效减负，也间接帮助了发电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