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革命”的说法可能已被官方抛弃
过去的10年，我国能源系统的扩张速度非常之快，无论是一次能源生产、消费，还是发电、炼油等基础设施。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能源瓶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但是，与之相伴的安全、效率、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
消费、生产、技术、体制方面的能源革命的话题过去俨然成为热点，尽管似乎革命（revolution）的时态与对象并不清楚，与变革（evolution）的区别也非常暧昧，甚至连革命本身也无法清晰界定。基于这份建议，笔者认为这种革命的“发狠式”说法已经被官方放弃，转而基于经济能源理论与治理逻辑，关注价格的内生性（减少对价格的行政干预）、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环境污染、安全控制与技术创新）的具体问题上。
因此，在目标上，“现代能源体系”的概念被再次提及。何为“现代”？比如统一市场（消除消费特权与歧视）；价格短期反映供求&长期反映成本；能源系统结构符合资源禀赋；政策短期激励相容、长期激励创新等等。这个界定也需要在能源规划中明确。
“用能权”给了地方一个变相的能源税种
“用能权”的提法出现在《建议》中，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目前价格水平的额外价格手段，定向实现在某些地区行业限制能源消费的目的。这一政策手段如果用于全国，将是对能源统一市场构建的严重威胁，与建设“市场价格机制”大目标严重不符，所以只能是省级以下政府的权限。通过变相对某些行业征税，加快低效设施淘汰。那么，如何尽量消灭手段实施的自由量裁权成分，将是这一政策设计在规划中体现的重点。
淡化绝对值目标，强调强度与份额目标
这次，《建议》特别提及“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注意到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区别。“环境质量”是目标，其他的，比如绝对的能源控制，排放控制等，都是手段。如果集中在一种手段上，那么一方面，这种手段的力度很难把握，目标很难确定，也同时消灭了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目标的可能。
总体而言，强度与份额目标要比总量目标好，实现起来更加灵活，也具有更多的选项以便于降低目标实现的成本，减少经济损失。类似过去那种动辄行政总量控制，分部门或者省份摊派的规划应该是不受欢迎了，应该给市场主体如何实现目标的较大灵活度，并且只设定涉及市场失灵问题上的目标。
此外，相对模糊的经济目标（翻番GDP与居民收入）也有利于能源规划减少各种绝对值目标（比如能源消费）设定的可行性，减少对微观经济运行的不当干预程度。这一点无比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