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相对于电网而言，输油管道的拆分更简单?
郑新业：不错，电网很难拆分，但还可以独立形成公司。比如现在有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两大公司已经形成了竞争，可以看出一些效率。还有一个就是“yard-stickcom petition”，即标尺竞争。现在地方电网的考核都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考核，特别严，搞得很好。电力体制改革，就是要把没走完的这步走完，下一步就是输配电改革。但这非常艰难，因为交叉补贴艰难，老百姓很难接受，所以推不动。我认为，在能源价格机制改革中，电力改革暂时可以放在后面，现在更好改的是油气价格，契机很好，支持力量远比电力价格改革大得多。
记者：一直有意见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能源部，总体来处理能源问题，你觉得有必要吗?
郑新业：完全没有意义，根本就无事可做，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也没有必要。中国应该加入IEA，而且现在加入的成本并不高。因为IEA的标准是要拿出一些能源储备共享，中国其实一直在储备。IEA其实就是用户俱乐部，共享一些储备，也可以用别人的储备。为什么不加入呢?OECD障碍很容易突破，可以和美国谈判，因为加入了IEA，大家其实都在一条船上。美国设立能源部，主要是为了开发研究能源，类似我们的科技部。我们可以在科技部下设能源局，或者能源局下设科技司。而且能源储备，完全没有必要设立政府机构管理，企业储备肯定更好。所谓国家战略储备是无效的，这点从粮食储备就可以看出来。现有的储备数据能相信吗?造假的有多少?所以除了必要的国防储备以外，主要由企业储备最合适，或者花钱买储备，这最简单。
记者：是否需要建立能源统一管理机制?
郑新业：更没有必要，能源和豆腐一样，没有什么差别，为何需要专门部门管理?关键是放权。发改委价格司的任务不是定价，而是测量每个能源产品的负外部性，这是技术活，应该和社政司合作，搞清楚每种能源的负外部性是多少，然后保证市场竞争。邓小平早就说过，市场要为我所用。能源市场的主要矛盾是能源供给、能源安全和能源污染，我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矛盾是能源污染问题，这一方面是控制能源需求总量，另一方面是改善能源结构。当然目标不会长期不变。天然气在能源市场仅占5%，如果能上升到20%，污染问题会好很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利益集团作祟，所以舍不舍得斩断利益集团的链条，这才是关键。
记者：中国的能源生产技术非常领先，特别是火电技术，处于世界的最顶尖水平。但是这种领先仅仅是生产的领先，排污防控并不在其中。如何解决此种落差问题?
郑新业：这是体现决策意愿的问题，简单说就是雾霾还不够大。如果真想干一件事，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技术和资源不成问题。其实这可以简化成，要么给口罩和医药付费，要么给污染处理付费。党和政府也要做决策，到底是企业省几十亿，还是民众去医院?污染的测量技术，中国完全没有问题。过去我们常说污染治理，这是错误的，污染的重点在于预防。我们有最好的发电机组，污染预防做起来非常容易，国内也有做得很好的企业。说白了，政府的工作是什么?在美国，谁敢和E PA做对?罚款打官司赔死你。中国为什么污染问题这么严重，在线监测为什么搞不定?环保部有能力建设吗?全面监测，配监测车辆，引进技术，实现环保部垂直管理，这并不是难事。发改委价格司一方面给环保部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价格调节需求。把环保问题从后期治理提升到前期预防，中央从文件发放者变成具体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投资人，投资车辆、技术真正做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