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把贵州电网划到南方电网，是因为其水电充足，可西电东送，否则它也不该归属到南方电网。所以把电网拆得小了，未见得就能合理调度，总是想通过拆分来解决问题，不管从技术上来讲还是从体制上来讲，都没有太多的理由。
拆分的试错成本非常高
记者：在电网安全这方面，我们听说有一个观点：电力系统的安全实际上是对社会发挥了最大的经济性。大停电对社会的影响太大了，您觉得“拆分”对电网安全是强化了，还是减弱了?
周大地：这要看分开以后，是否有电网统一调度，没有总调度的话，对电力运行体制会有很大影响。大家需要把契约系统做得非常完整，这是有很大代价的。这种情况下，各个电网之间要用契约的方式确定关系，比如某处缺电了，出了问题，对下面电网有影响，安全责任究竟如何界定。
很多大停电的发生就是由于安全责任的互相推诿。从技术上讲，可以根据不同的电网结构和所有制关系，设计不同的管理模式。但是现在没有谁可以肯定地说，分开以后管理模式就肯定比统一管理模式更优化，没有什么可信的证据可提供。如果只是说拆了之后“试试”，试错的成本非常高。
而在电网实行普遍服务方面，也还有没有捋清的事，一方面要搞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利益和投资的问题上没有界定清楚，哪些是属于公益性质的?国家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支持?尤其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供电问题，交叉补贴问题，都混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搞所谓的彻底市场化，我觉得是不科学的。
记者：从当前我国能源形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您对电力改革有哪些建议?
周大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环境资源的约束问题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在能源投资、能源保障能力建设方面又确实做了大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