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内在职能回归是推动电力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目前各级政府在能源工业微观运行中介入太深，在电价审批、煤价干预、电煤储备、限煤出省、强制企业发电、水电分摊火电亏损等方面频频干预，既越俎代庖又饱受争议，市场也未按政府设计的轨道良性运行，充分说明这种身兼规则制定者、裁判员又负责调遣运动员的角色定位必须改变。
从短期来看，政府直接干预能源生产的细节容易操作，也能发挥一定效果，但未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总爆发的一天。政府管理应实现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从实际出发充分调研，制定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市场游戏规则并加强市场监管。
而发电企业也应实现从二元主体目标向一元主体目标的回归。现在竞争性领域内的国有企业是履行社会责任和追求利润目标的综合体。“讲政治，讲国企社会责任”已经比追求利润目标居于优先地位。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无论国企、民企还是外资，表现都应该是趋同的。各企业在法律框架下，充分利用市场规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给予投资人最大的回报应该是其首要目标。发电企业在重大事项（如北京奥运会）和关键时刻（如5•12地震和1998年洪水）必须讲政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但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应实现向“讲法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合理追求利润”的回归，企业有权自主决策在煤价高的时候不买煤或少买煤，在越发越亏的时候不发电。
我国目前装机规模略大于负荷需求，而电煤产能也略大于电煤需求，但为什么电煤价格没有显著下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强力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电煤需求呈现刚性，煤企对煤价长期走高预期一致，因此煤价在产大于求的情况下没有下跌。只有实现了发电企业内在职能的转变，火电企业越发越亏时能自主决策不买煤不发电，煤企对电煤需求和煤价走势的预期发生了转变，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博弈，电煤价格才能够真正实现上下浮动，长期电煤采购合同违约现象才能得到遏制。
有人担心一旦放松国企社会责任要求，火电企业可能故意不发电，逼迫政府涨电价。实际上只要市场中有足够多、分属不同利益主体的竞争者，由于火电企业的折旧、财务费用、人工成本等是硬成本，按照“囚徒困境”博弈理论，受利益驱使单个企业在发电能产生边际贡献时会争取多发电，否则就是硬亏损，这种经营状态不可持久。现实的风险是煤企手中握有资源，趁机大肆并购发电企业，而五大发电集团也搞“煤电一体化”，但粤电力、申能、浙能、京能、川投等地方发电企业如何实现“煤电一体化”呢？地方发电企业的存在是确保各省电力市场有效竞争的重要因素，一旦由于体制性原因煤企和电力央企把他们挤垮，导致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将竞争性的发电市场格局导入寡头垄断格局，就存在“企业绑架政府”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