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抓住新能源革命的龙头，需要有一大批很伟大的科学家，有一系列重大发现成果。就这一点来看，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认为，对于即将来临的新能源革命，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记者：对于立足国外需求发展光伏等新能源产业这一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当国内能源市场发展起来时，建立在国外市场上的产业实力能够迅速提供相应的产品。同时，国内需求还能拉动新能源产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立足国外市场建立的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是否增加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了反倾销制裁。对此，您怎么看？
柳卸林：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他们是怕自己的市场把中国的光伏产业拉动起来，自己反而缺少光伏企业，最终导致在这场新能源竞争中落后。这是一场国家竞争。
记者：对于新能源革命，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要抓住这次机遇，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他们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通常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关注到，在不同场合您多次提到，发展新能源产业，地方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积极性。为什么您这么强调地方政府的力量？
柳卸林：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各级地方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他们有能力投资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由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的竞争关系，更增加了他们以创新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
举个例子，中国的光伏产业链是怎么形成的呢？江苏、浙江等地在看到硅的价格上涨时，很多企业寻找原料，发展硅产业。当硅价下来时，他们则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并逐渐形成地区新兴产业集群。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产业发展的推动者。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常州天河光能有限公司等在创业之初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应当看到，当地政府拥有自主权，非常国际化，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这是一种中国的力量。它为我们抓住机遇创造了条件。
地方政府在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时要把握好尺度，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政府鼓励产业的发展，但不能变相到用财政为它做担保，为公司发工资，不能被企业“绑架”。
记者：未来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面向市场，越来越面向需求。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地方政府能更敏锐、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从这一点来看，发展新能源产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又该如何分工？
柳卸林：对科技来讲，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是不同的。基础研究必须由科学家、专家作主，产业技术必须由企业家做决策。未来的产业技术也好，未来的新兴产业也好，都要发挥企业家更多的作用。我们现在太强调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而把企业家的作用考虑得太少。
中央政府应对全国产业有核心辐射能力的领域进行支持，如集成电路等；应对一些大项目进行重点投资，如大飞机、航空航天等。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接力棒的角色。它不做基础研究，但可以把一些科研院所、大学的一些技术成果介绍出去，让企业家来做判断，这是不是有产业前景的技术。很多民营企业家对好技术都非常敏感。现在，很多研究院所太强调为中央政府服务，而不看重为地方政府和产业服务。这种鸿沟将深刻影响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
记者：长期以来，国内大量的科技资源投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他们在科研组织能力和知识储备上却相对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现实情况存在错位。这种情况该怎样改变？
柳卸林：这种错位是因为缺少一种制度设计。我国要建立一种互动的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科学与产业的互动。中科院和苏州共建苏州纳米研究所就是对互动机制的一种探索。
现在，科研院所和大学，包括很多面向产业的研究所都是从政府申请经费，他们并不太关心产业需求，更关注经费来源、国家项目、科技评价等。国家要进行制度设计，把应用类科研院所推向市场。要对应用类科研院所承担的国家项目和企业项目做好一个比例分配，中央财政经费只下拨研究经费的30%―40%，其他经费从地方政府和企业手中拿，迫使科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做国家的项目，另一段时期内做面向产业的项目，或者在一个课题组里，一部分面向国家项目，另一部分则面向产业进行开发。这样才能做好国家需求与产业需求的互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互动，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核心观点
●是不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它的资源基础是不是可持续和大量供给。如果支撑产业发展的资源有限，那么这个周期不会太长，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也就无法形成一种变革性的“革命”力量。
●现在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再过20―40年，下一代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展开并实现。
●如果新能源的变革只是使用了不同的“电源”，只是对现有能源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那么就谈不上对现代城市、产业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化。
●未来的科技革命是全球化的，可能由好几个国家共同推动一场革命。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是怕他们自己的市场把中国的光伏产业拉动起来，自己反而缺少光伏企业，最终导致在这场新能源竞争中落后。这是一场国家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