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燃料供应
2017 年，化石燃料供应投资稳定在约 7900 亿美元，煤炭和液化天然气投资减少，抵消了石油和天然气上游投资的略微增长。2017 年石油和天然气上游投资增长了 4%，达到 4500 亿美元，预计 2018 年将增长 5%，至4720 亿美元(名义价格)，投资增长主要受美国页岩油气(预计将增长约 20%)带动。常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仍然低迷，棕地项目是投资重点， 预计 2018 年绿地项目在上游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将降至 1/3，为数年来最低水平。尽管自 2016 初以来动力煤价格翻了一番，但由于中国的支出减少，煤炭供应投资在 2017 年下降了 13%，到不足 800 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以及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强硬政策持续抑制煤炭行业发 展。天然气液化工厂的投资额继续大幅下降，预计 2018 年将跌至约 150 亿美元，2016 年中期以来仅有 3 个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得到了批准。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正转向投资周期较短和产量下降较快的资产，同时扩展 下游和石化项目。上游投资的复苏不是一概而论的，大多数公司继续将成 本控制、财务自律和股东回报放在首位。这些公司关注降低长期风险，扩 大参与能更快带来回报的项目，例如页岩油气和棕地项目。2018 年，全球对页岩油气的投资预计将占到上游支出总额的近 1/4。与此同时，油气公司正在加大投资上游以外的部门。2017 年，全球炼油投资增长了 10%， 石油化工的投资增长了 11%，至 170 亿美元，预计 2018 年将达到近 200 亿美元。美国成为石油化工投资最大的国家，这也是十几年来的首次。
价格回升和运营改善使美国页岩油气行业在 2018 年首次获得了正的自由现金流。该行业的财务风险仍然存在，主要来自于通胀压力和二叠纪盆地的管道瓶颈。2010 年以来，该行业的支出一直超过收入，累计负现金流量约为 2500 亿美元，这使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融资。在非常动荡的2015~2016 年期间，该行业得益于巨大的技术和生产进步，同时也受益于价格上涨、更谨慎的投资方式。由于规模经济以及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技术改进，国际大石油公司对该领域的投资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增加了两倍，2018 年将达到其计划投资总额的 18%，将推动该行业继续发展。尽管美国页岩油气公司的杠杆率在下降，但水平依然较高，债务的平均利息稳定在 6%的水平，这表示了资本市场对行业财务状况改善的青睐。
近年来动荡的石油价格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融资的方式。由于石油价格上涨、保持财务自律以及成本削减，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财务状况总体上更加稳固。2018 年第一季度，国际大石油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达到 2012 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杠杆率在经历了 2014~2017 年冲高后也开始降低。受稳定的高分红驱动，国际大石油公司中最大的20 个机构持股者继续扩大其持股比例，从 2014 年的 24%上升到 2017 年的 27%。
投融资主要趋势
虽然企业继续为能源投资提供大部分初级资金，但有些领域已经表现出多 样化的融资选择。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和更好的成本控制，油气公司的财 务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国际大石油公司能够更好的自筹项目资金，美国 的页岩油气公司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融资。在电力部门，可再生能源技术日 益成熟，项目风险管理日趋成熟，促进了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项目融 资上升。该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公共金融机构(如开发银行)的支持， 它们可以降低商业融资的风险。在欧洲，更好的债务融资条件在过去五年 里帮助新建海上风电发电项目降低了近 15%的成本。2017 年，小规模项目在标准化、整合性以及信贷评估方面的改进使得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创下记 录，达到 1600 亿美元。这帮助了能效和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商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也帮助了电动汽车购买者从银行获得贷款。
在过去的 5 年中，私营企业主导的能源投资份额有所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份额在不断上升，其中四分之三来自私营部门，能效也由私营部门及私营主导的电网引领。但是这一时期国有公司的能源投资比重增加更多，化石燃料供应和火电投资正日益受到国企主导。2017 年，国有石油公司在石油和天然气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仍接近纪录高点，而国企在火电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则上升到 55%。所有新建核电厂项目的投资都来自国有企业。考虑到风险情况，对于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火电厂，大多数投资决策都涉及公共金融机构(出口信贷机构或国家银行)。国有企业贡献了超过 60%的电网投资，这一份额在过去五年一直保持稳定。政府背景的企业在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中也发挥关键作用，如水电和公共建筑的能效项目。
一些领域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多的受政府政策影响。在电力行业，超过 95% 的投资是由这样的公司进行的，他们的收入要么受到全面监管，要么在竞争性批发市场中受到价格波动风险管理机制的影响。电网投资对市场监管和过网费用非常敏感，这决定了电网能否收回成本。一些新兴经济体规定的过网费用仍然过低，无法确保电力系统的经济性和再投资。处于成熟电力市场中的公用事业公司发现，在批发市场体系之中，它们的火力发电资产利润越来越低，甚至无利可图，它们正在可再生能源和电网等领域中寻求可盈利的机会。尽管大多数可再生能源项目依靠合同和监管指令确定价格，但超过 35%的公用事业级的投资基于拍卖等竞争机制来确定价格。在中国以外地区，这一份额达到了创纪录的 50%。大多数能效投资都是受能源消耗标准推动的，越来越多的开始涉及财务激励。政府对电动汽车的购买激励占 2017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售支出的 24%，该行业综合价值每年增长 55%。
创新和新技术
2017 年，政府能源研发支出增长了约 8%，达到了 270 亿美元的新高。政府对低碳技术研发支出在经历了几年的停滞之后再次令人鼓舞地上涨了13%。低碳能源技术占公共能源研发支出的 3/4。平均而言，政府将其公共支出的 0.1%左右分配给能源研发，这一水平近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国际能源署的追踪显示，2017 年公司能源研发投资同比增速为 3%，至 880 亿美元，低碳行业增长加快。受技术主导的电动汽车和新的出行方式的驱动，汽车行业成为主要的增长来源。继 2016 年低碳交通的激增之后，
2017 年风险资本在低碳能源领域的投资跌至 21 亿美元。然而长期趋势仍然是积极的。近期的增长几乎完全由清洁交通投资所推动，但数字化效率技术正在吸引更多的资金。可再生能源硬件方面的风险投资仍低于 2014 年。
为了实现气候变化目标，世界需要新的方法来促进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的投资。自 2007 年以来，大型 CCUS 项目的 280 亿美元专项资金中，实际仅支出了大约 15%，因为商业条件和已有政策未能吸引私人投资和公共基金。然而，随着新修订的美国碳税的实施，对二氧化碳(CO2) 储存的投资兴趣可能会加大。根据这种政策，本报告估计，对封存每吨二 氧化碳只需提供每吨 50 美元的激励即可能会触发全球短期内对 4.5 亿吨以上二氧化碳的捕获、利用和封存项目进行投资。这相当于 2017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量，捕获和封存的碳量是当前水平的 15 倍。
电池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在各能源部门，但它们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趋势，而其成本将很大程度上受到能源部门以外的投资影响。2012 年以来，锂矿投资增长了 10 倍，而电池制造投资增长了超过 5 倍。只有在包括电动汽车工厂在内的整个价值链中进行同步投资，才能避免瓶颈和供应风险。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点，政府可以制定明确的政策来引导市场。2017 年，有很多电解项目获得投资决策，它们为清洁能源应用制造氢气。尽管对氢项目的投资仍远远低于固定式储能和车用电池投资，但关注度正 在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