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指出，能源科技整体水平与能源结构转型要求不适应，支撑引领作用不够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新能源在技术经济性等方面竞争优势不明显，通过市场作用调节能源结构的机制尚不完善。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需要。世界能源地缘关系日趋复杂，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同样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正在转向低碳能源结构
中国一次能源占比
2030年非化石能源将占20%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血液。《战略》首次从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以及国际合作和能源安全等六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部署推进我国能源革命。
何建坤指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的关键在于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的技术效率和经济产出效益。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都制定了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的约束性目标，并将其分解到各省市，强化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制。在《战略》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2020和2030年分别不超过50亿吨和60亿吨标准煤。实施“强度”和“总量”双控机制，将进一步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
而建立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新体系被确定为能源生产革命的核心。何建坤表示，首先要大力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促进能源体系的低碳化。从2005—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年均增长10.3%，在总能源消费中占比从7.4%提高到了12%。
《战略》提出，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别提高到15%和20%，天然气比例也将提升到约10%和15%，在能源需求总量仍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断扩大清洁能源比例，意味着其必须保持远高于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增速。
何建坤介绍，从目前到2030年，新建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达近10亿千瓦，相当于美国全部装机总量。我国未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投资规模、新增容量都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也将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科技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他同时指出，我国未来新增能源需求将主要依靠增加清洁能源供应满足，而煤炭消费量则趋于饱和甚至开始下降。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将占据主体能源地位，因此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仍是能源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何建坤表示，《战略》中重申了我国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提出的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的目标。“2030年达到峰值，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转折点，这意味着经济持续增长而化石能源消费不再增长甚至下降，也意味着国内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何建坤说。
能源科技革命“打头阵”
杜祥琬在相关文章中指出，能源科技革命是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的支撑，也是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确保我国能源长远安全的战略保障。
何建坤也表示，强化推动能源革命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加强技术创新，普及和推广先进高效节能技术和先进能源技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在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上网的的发展过程中，要研发和推广智慧能源技术，推动能源互联网与分布式能源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储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并加强对氢能、核聚变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占领能源科技的制高点，打造国家的竞争优势，顺应并引领全球能源技术创新和发展的进程。
他介绍，当前先进能源技术已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前沿和热点领域，成为世界大国战略必争的高新科技产业。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应用，其成本呈快速下降趋势，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近5年已分别下降20%和60%，预计未来10年还将分别下降25%和60%左右，美国能源部预计2020年光伏发电成本可下降到6美分/千瓦时，2030年下降到3美分/千瓦时，成为最有经济竞争力的发电技术。
“低碳技术和低碳发展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我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顺应全球能源变革趋势，加快能源革命的步伐，打造先进能源技术的竞争力和低碳发展优势，在新一轮能源体系革命中占据先机，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在全球能源变革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中占据主动和引领地位。”何建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