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就是要实现电力科技的社会化创新
积极推动电力领域的新产业技术创新，从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现行电网体制之中，加快实现电力科技的社会化创新，大力推动类似乡镇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建设类型的电力创新企业的快速发展，积极推动实现互联网与能源网、包括电力网的融合，引领新的产业革命，大力发展智能能源网、大数据管理等先进产业建设。力争建设适合中国600亿平方米建筑的智能建筑能源网络;加快建设适合1亿辆各类车辆的智能交通网络;力争建立适合30亿工业部件的智能工业网络;力争建立多种能源互动的智能能源网，达到我国能源利用的高端结构。
其五，就是要实现电力服务的社会化，实现电力能源消费的创新化
积极推动电力产业服务的社会化，加快实现从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现行电网体制之中，实现电力服务的社会化、虚拟化、高端化，普及电力的第三方电力管理服务，实现电力能源消费的创新化。
电力改革不仅是利益重组，也是为了一个民族的能源生存。因此，能源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继农村体制改革之后的第二次生产力的解放。电力体制改革也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正确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能力，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的最理想的创新机遇，而且，能源市场经济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背景
电力体制改革关系中国未来国际产业地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便宣布了追求“能源独立”的目标。但是，四十年来，世界上超大型经济体没有一个能够实现能源独立的，相反，这些大体量的超级经济区却基本实现了电力独立，形成了“一次能源不独立VS二次能源电力独立的二维背反的不对称架构”。溯其根本，能源独立是增长与资源的平衡，能源资源价格具有全球性定价的基本属性;电力独立是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能力的平衡，电力产品和服务具有本国或本区定价的根本属性。
对世界上经济大国或者联盟而言，拥有能源能力是第一位的、属于知识型能力实现;拥有能源资源是第二位的、属于资源型产品实现;前者是工业成熟度，后者是地理资源优势;前者决定后者。
为此，对于能源改革的战略重点以及先后顺序而言，必然是优先二次能源，次后一次能源;先电力产业，后油气产业;前者程序简单、定价机制易行，后者牵涉国际、定价机制全球化;前者改革的基础是国家高端工业能力实现、且技术当头，后者主要是解决国际资源分工、且贸字为先。
